城市有限 / 無限城市 Ulanda Blair 策展人 流動影像 十九世紀末攝錄機技術的發展和普及程度，與現代大都會的增長速度可說是同步並進。正因如此，電影史上最早期及最具代表性的作品，皆以城市或都市環境為題材。盧米埃兄弟早期的「現實電影」，如1895年的《火車進站》及《離開工廠》，即捕捉和記錄了城市實況；錄像藝術之父白南準，亦於1965年提着他首部手提攝錄機，走進擁擠的紐約市街道，拍下當時教宗保羅六世出巡所造成交通堵塞和城市癱瘓的畫面。 都市文化的模式和節奏，一直是許多藝術家和電影工作者的靈感來源，而這情況不僅發生在西方國家。「M+放映：城市界限」 嘗試以15位亞洲流動影像藝術家的視野，放眼21世紀經歷都市發展和轉型的亞洲地區，當中尤以中國為主。城市空間在這些電影和錄像中成為了主角，而非一個為推展劇情而構建的背景或場景。藝術家透過鏡頭，在越趨同步但分裂的世界中，捕捉瞬息萬變的都市生活，把城市空間重構成一個盛載歷史、記憶和歸屬感的場域。 「M+放映：城市界限」以五部短片揭開帷幕，它們都是由曾在21世紀初珠江三角洲（珠三角）地區工作的藝術家所創作。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，珠三角是人類歷史上經歷了最急速都市發展的城市。這個超級城市覆蓋廣東省內九個城市，包括廣州和深圳，再加上香港和澳門這兩個特別行政區等，大部分地區在七十年代末前主要從事農業，後來改革成中國製造業的心臟地帶。這裏的人口高達6600萬，就人口和地理發展而言，都是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城市。 珠三角在地理和社會層面的重大轉變，令置身其中的藝術家無法忽視，甚至成為他們創作的重心。2003年侯瀚如在威尼斯雙年展策展「廣東快車」時，即把珠三角形容為一個「研究現代性的特別實驗空間」。事實上，當時擠身國際的當代藝術家，無不推崇都市人類學、社區建設、合作實踐、短暫行動，及介入公共空間等想法。重要的是，這些藝術家既把珠三角定位為一個超越地域和時間的世界城市，同時又深陷於地域和時間窒礙的城市。徐坦、蔣志、陳劭雄、曹斐和周滔這五位藝術家的錄像，體現了這種廣東主體的特質，正如珠三角這個環球超級城市到處散發着的傳統、創新、集體記憶和地方意義一樣。 歐寧、曹斐和由電影工作者和電影人組成的「緣影會」，利用數碼影像的敏捷性和靈活性，拍攝出充分演繹21世紀廣州市的活力、節拍和熱血沸騰的《三元里》（2003）。這部40分鐘的黑白電影，是當代對二十到三十年代歐洲「城市交響曲」電影的一種重新闡釋。透過快速的蒙太奇剪辑、極端的拍攝角度、擺動的鏡頭和起伏的節奏，記錄和探討三元里這條位於廣州邊陲的城中村，如何在廣州如火如荼的都市發展下，依舊能保持自己的節奏、系統和農村社會結構。 「城市界限」放映的作品，均游移於現實與虛構之間。由高源的動畫短片《月晷》（2016）中那道象徵憂鬱的彎月和那抹人形的煙圈，至賈樟柯充滿詩意的劇情片《三峽好人》（2006）中那幢在黑夜中宛如一道火箭的建築，這些欲語還休的元素均揭示了現實中的超現實性。在《三峽好人》中，三峽大壩導致過百萬人的家和千年的文化遺產頓埋水底的一幕，更是絕佳的體現。 紀錄片亦是這次放映的重點。在中國過去二十年的劃時代轉變中，很多電影工作者都在國家媒體圈以外工作，為當代中國社會和電影提供另一種視野。如汪建偉的《生活在別處》（1999）和周浩的《大同》（2015）等，均傳達了一種直接觀察現實生活和不審查個人表述的精神。兩部電影都記載了那些飽受剝奪的人民在廢墟和烏托邦之間的生活，在矢志揭示這些地區所遭受的掠奪和苦難的同時，又慶祝他們反抗勝利的時刻。電影讓生活在這些中國地區的羣體能被外界探見，並展示出箇中因發展、政治、腐敗和公民權利問題所造成的複雜、矛盾和衝突。 中國以外，「城市界限」亦將探索香港和其它東南亞地區，審視都市發展對當地生活的影響，以及這些影響如何呈現在銀幕上。蔡明亮的《行者》（2012）和周奧的《臨界》（2013），以截然不同的手法展示香港的視覺密度和速度。前者把香港錯綜複雜的街道和冥想中的僧侶並置，僧侶悠然自得的姿態彷彿和這個爭分奪秒的香港時空割裂；後者則透過移除香港街頭廣告招牌上的所有視覺元素，以素白的幾何形狀推敲「亞洲國際都會」可能引申的新景象。 另一邊廂，周戴維的《鑽石島》（2016）是一部以金邊為主角的影像預言書，揭示柬埔寨因社會發展伴隨而來的痛苦。綿密的長鏡頭加上高尚住宅林立的鑽石島，捕捉柬埔寨青年如何被社會和資產階級所操控。 「城市界限」以兩部思考都市發展對東南亞地區，和文化藝術象徵符號的影響的作品作結。李完的《緬甸製造》（2014）記錄他在緬甸北部一家由中國人持有的金礦工作三星期的點滴，親身體會環球的社會經濟力量每天對個人生活和傳統的剝削和改造。陳彬彬的《終有一天》（2017）則跟隨着一個由政府封存的時間囊，透過其開啟儀式作自我反思，描繪出一段新加坡的平行歷史。陳彬彬以戲劇手法發掘和重構新加坡的空間，反映新歷史和回憶對固有歷史所產生的一定影響。人類學家大衛哈維的說話，正好作為這次放映的註腳：「如果時間在記憶中不是流動的，而是人們曾經經歷過的時空，那麼歷史必須讓位於詩歌，時間讓位於空間，讓詩和空間作為社會表達的基本元素。」[1] [1] 原文出自：大衛哈維，《後現代性的條件》，劍橋和牛津：Blackwell，1990，頁202